美国经济复苏 生育率创新低

 数据显示,美国2017年的一般生育率为60.2,创下三十年来新低。

鲜为人知的是,全世界上只有四个国家的政府不保证女性享有法定带薪产假,而美国是其中一个。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宏观人口学研究也表明,低生育率与高GDP的正相关性主要存在于男女平等指数不高的发达国家中。在澳洲、挪威、冰岛、爱尔兰、卢森堡等国,生育率在近年来有显著的上升。

就像金球奖美剧《使女的故事》从“人口危机”开始,美国人最近发现,他们的新生儿可能有点不够用了。

2017年12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莱恩呼吁美国人多生小孩:“我们的退休人口将增长90%,但工作人口只会增加19%。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得变得更聪明、更有效率,需要更高新的科技——但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口。”莱恩表示,他已养育了三个小孩,“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近日的数据显示,美国2017年的一般生育率为60.2,创下三十年来新低。这意味着,在2017年,每一千名15-44岁的美国女性中只有60.2名新生儿。事实上,美国的生育率自2009年后就开始持续下跌了,只在2014年有略微回升,而2017年的生育率下跌最为迅猛:2017年,在美国境内共有358万婴儿出生,与2016年相比少了7.7万。

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是衡量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推算,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1才能保证总人口不增不减,完成稳定的人口更新。

美国曾经是少数几个不存在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问题的发达国家。但现在,美国不得不加入日本、德国、韩国、意大利等国的行列,开始探讨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的可能性了。美国和其他西方诸国的案例表明,现代工业国家刺激生育的关键,是改善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而非像《使女的故事》里那样,回到传统的父权制度。

  明显低于国际人口替换水准

美国并非第一次面临生育率下跌的问题。在1933年的大萧条中,美国的一般生育率跌至76.15,和大萧条前相比下降了1/5。但后来,随着罗斯福新政和“二战”期间的“战争繁荣”,生育率逐渐恢复到了大萧条前的水平,并在1943年达到了94.3的峰值。同样的情况发生于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当时的生育率下跌到了64.99,但在1975年经济复苏后有所回升。过去的人口数据表明,美国的生育率和经济景气呈正相关关系。

这一次与往常不同:美国早已走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但生育率并没有相应地回升。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为2.12和2.11,而在2008和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骤降到了2.07和2.00。虽然美国的经济在2010年后每年都维持了2%至3%的增长,但生育率却一蹶不振。按照世卫组织的标准,美国2017年的生育率为1.76,比2016年的1.82还下降了3%,明显低于国际人口替换水准。

这种反差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研究员肯尼斯·约翰逊表示:“每年我观察数据时,都在期待生育率会升高,但实际上,每年的数据都达到新低。这是近年来人口学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经济增长之下,生育率却屡创新低。这一“疑团”引起了美国人的广泛讨论。

  第一大经济体不提供产假

在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看来,虽然美国表面上经济正在复苏,但无法掩盖育儿成本过高、年轻人债台高筑及社会福利体系的缺位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阻碍了美国人生儿育女。

首先,债务问题严重阻碍了美国的年轻人组建家庭。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显示,在美国,每一名80后和90后大学生在毕业时的平均负债额度为37172美元。纽约大学的研究也表明,在2014年度毕业时负债超过5万美元的学生是2010年度的三倍。

负债累累的年轻人大部分无法在30岁之前购房。纽约联邦储蓄银行发布在2017年8月的报告指出,2016年,在20至30岁年龄段的人口中,拥有房产者的比例为21%。这一数据与2007年的32%相比,下降了超过三分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认为,美国年轻人买不起房,导致了他们无法结婚生子。

其次,在2000年至2010年间,美国育儿成本疯涨了40%,使许多想要生育下一代的夫妻望而却步。根据美国农业局在2015年发布的估算,一个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将小孩养大至17岁的费用大约是233610美元,比2014年增加了3%。这只是一个家庭育儿的最基本费用,并未包括高昂的课外活动经费和大学学费。

此外,美国社会福利体系缺乏对女性生育的支持,使大多数女性被迫在事业与生育之间做出抉择。

美国虽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的政府不保证女性享有法定带薪产假,而美国是其中一个(另外三个国家分别为莱索托、斯威士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虽然有人认为,美国的公司普遍为女员工提供产假,但事实上,提供带薪产假的公司只占56%,而这其中只有6%提供全额带薪产假。

在纽约的广告公司工作的刘阳子告诉笔者,在美国,平衡工作和生育对女性来说是相当大的挑战:“我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同事是策略部的,加班很严重的部门,她申请五点下班,离线不工作,坐一小时火车到家,吃饭哄孩子睡觉,晚上九点开始重新上线工作。”在刘阳子工作的纽约州,2016年才通过了带薪产假法案。目前,全美仅有四个州有带薪产假。

艾莉森(Alison)在一间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目前已婚,但还在犹豫是否育儿。作为一名财务工作者,她对在美国的育儿成本相当敏感。“有些公司会按照年资或职位给半年的育婴假,但是只有大公司或职位高的女性主管才有。育婴之后还要考虑谁照顾,如果没有祖父母帮忙,就一定要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一个月费用大概是2000至3000美元不等。如果你有两个孩子,托儿的费用就达到4000至6000美元,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薪水。”

和美国的白领相比,蓝领阶层在育儿方面的时间和财政压力则更为严重。在2017年,有36%的美国工人是没有福利保障的临时工。“零工经济(gig economy)”以缺乏时间稳定性和福利保障著称。这种经济形态在美国不断扩张,对想成为母亲的女性来说并不友好。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在美国也越来越不适用。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71.1%的养育着18岁以下孩子的母亲都在工作。许多家庭出于育儿的财政需要,使女性不得不投入工作,放弃全职主妇的传统角色。

随着生活成本高升,女性生育年龄也在不断提高。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7年的研究显示,一般来说,如果一位女性在25岁至35岁期间生小孩,她与其男性伴侣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在小孩出生后扩大一倍左右。这一状况,促使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在35岁之后生育。

  选择单身并养一条狗

“越来越多Y世代的人选择单身并养一条狗。”今年26岁的美国人内萨(Nessa)在韩国首尔当英语教师。她是她朋友圈里唯一一位已婚女性。

内萨表示,她觉得生小孩是对生命的分享,是值得去做的一件事。但她周围大多数人要么对生孩子毫无兴趣,要么顾虑多多。“在美国,人们基本上认为,生小孩等于放弃工作,告别社交圈子。还有许多人觉得,就算我工作很高薪,也不会有很多时间照顾孩子。”

“Y世代”一词,一般指的是生于1981至2000年的美国年轻一代,跟中国“八零后”“九零后”等概念相近。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下,Y世代的年轻人是和美国传统家庭观念与社会价值观告别的一代:他们更注重自我发展;讲求灵活,不追求稳定;更沉迷于手机、科技、网络的虚拟世界,比较脱离现实社会的人际交往。

在许多关于社会议题的讨论中,Y世代都会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这次美国生育率创新低,Y世代再次成为了众矢之的。许多社会和心理学者认为,当代美国年轻人过于沉迷虚拟世界,“性”致降低,不爱与异性交往,间接导致了生育率降低。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特文格(Jean Twenge)的研究表明,2010年代的美国人的性生活频率比1990年代下降了14%。随着社交网络、成人电影以及智能手机的泛滥,年轻人的两性关系愈发数码化,使他们对现实世界的异性交往愈发冷淡。

《纽约客》评论家Matt Alt近日发表一篇题为《日本合众国》的文章,认为美国的御宅族和食草族越来越多,有逐渐“日本化”的趋势。作者援引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话,说“日本是世界的未来”,并认为世界各国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必然面临日本现在面临的社会问题:经济停滞;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人际关系冷漠;生育率低下;社会步入老龄化。在Matt Alt看来,Y世代俨然是日本“平成一代”的美国版。

无论美国是否下一个日本,和他们的父母一辈相比,美国年轻人的性观念的确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上世纪60年代,随着避孕药、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发展,美国嬉皮士们掀起的“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席卷欧美。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性革命已被“性反革命(sexual counterrevolution)”所取代。

根据《经济学人》2017年的一则调查显示,18至30岁的美国男女和他们的老一辈相比,对于男女之间的亲密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越来越敏感。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在英国杂志《旁观者》中写道:“在1960年代,人们不断挑战传统的性观念,开拓着性自由的边界。而如今的风潮将性自由变成了性恐惧,几乎所有亲密行为都变成了法律上的雷区。”

维吉尼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威尔科克斯(Bradford Wilcox)则提出,近期在美国掀起的反性骚扰运动存在矫枉过正,忽略了男性的性心理,演变成了对男性的妖魔化。当社会主流文化不再鼓励男性对女性主动时,他们往往会对两性关系产生厌烦和抗拒感。和生儿育女相比,美国的年轻男性更热衷于打游戏或滑弄手机屏幕,在社交软件Tinder的照片上寻找下一个“完美伴侣”。

  哪些国家生育率显著上升

事实上,生育率下降的难题是全球性的,普遍存在于世界各个国家和文化中。2017年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三个地区都位于亚洲,分别为中国香港(1.20)、中国澳门(1.20)和新加坡(1.24)。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巴西、墨西哥和北非诸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世界上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国家的生育率低于2.1的基准线。

唯一的例外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该地区拥有全世界最高的生育率,每名女性平均生育5.4个孩子。不过,人口学家认为,导致该地区高生育率的原因在于该地区的高死亡率和避孕措施的缺乏。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该地区的高生育率很可能会逐渐降低到东南亚国家1980年代的水平。

难道人口降低真的是“发展的诅咒”吗?或许并非如此。

保守派的观点总把科技进步和女权主义放置在人口增长的对立面,认为“人际关系数码化和女权主义必然带来低生育率”。然而,这种观点在人口学的研究数据下产生了动摇。近来的研究表明,改善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而非返回传统的父权体系——才是工业国家提高生育率的关键。

宝拉(Paula)是一名在一家英国咨询公司工作的西班牙女性,在她看来,男女不平等是女性生育意愿低下的主因。“我们的社会里,女人不仅要看娃,还得养家,性别歧视依然严重。人们更接受女人当‘医生’,而不接受男人当‘护士’。当我们谈到男人育儿的时候,我们总是问:‘你家的丈夫帮忙看娃吗?’而人们用‘帮忙’这个词,说明人们预设,育儿的责任是女人的。这是生育率降低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的人口学研究印证了宝拉的个人观感。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人口学家莉维亚·欧拉(Livia Oláh)发现,在瑞典,已生育一胎的女性在其伴侣也放产假并承担育儿责任的情况下,会更倾向于生第二胎。而在匈牙利,共同承担家务的夫妻有更高的概率生第二胎。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宏观人口学研究也表明,低生育率与高GDP的正相关性主要存在于男女平等指数不高的发达国家中,如韩国、日本和捷克。相反,在澳洲、挪威、冰岛、爱尔兰、卢森堡等国,生育率在近年来有显著的上升。研究员科勒(Hans Peter Kohler)推测,随着国家在男女平等上不断改善,社会能提供更优质的育儿保障和对职业女性更友好的工作环境。这些改善使女性无需在工作与生育之间抉择,能大大增加女性生育的意愿。

乔治(Giorgio)是一名在英国利兹大学研究物理学的意大利人,他告诉笔者,在意大利,有天主教信仰的夫妇一般会生4个小孩,有的甚至多达12个。“这可能是因为,信教的人相信他们会受到神的眷顾,内心有一种安全感。而不信教的人则对生活的不确定性感到恐惧,不敢轻易地决定生育。”

由此可见,发达工业国家的女性并非不想生孩子。决定一个发达工业国家生育率高低的,主要是女性对生育的心理安全感,即对生活稳定性的预期和对性别平等程度的观感。

>>>推荐阅读:

2018年世界国家(地区)人口排名

2018年全国各省人口排名

2018年中国各省各市人口、GDP排名

全国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