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它是个问题 | 这是两个大城市二胎家庭的生活

太难了。

做父母的都有这种感觉:第一步就决定了未来十几年的事。

第一步说的是幼儿园升小学。“好的小学——好的初中——好的高中——好的大学——好的工作——好的人生”,这样的设定在好几代人中都存在。不过如今,它多了很多附加条件:要好的幼儿园/小学,需要学区房,需要早期教育,需要父母家世良好,最好还“门路广泛”。

在上海,家长们希望孩子生活无忧,平均每月的所有生活需求开支六七千元总是要的。不计算通货膨胀,抚养到 18 岁就是 130—150 万元。如果有了第二个孩子,那可能还要再翻个倍。

2016 年 10 月,上海社科院的数据显示,年收入在 10 万到 20 万的上海家庭比例为 61.5%。在这个意义上,抚养孩子对于大部分上海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负担。

陈丽娜就处在这当口。2010 年 2 月领证结婚之前,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平时上班+周末出门逛街玩耍“的模式。“有自己的生活圈、有自己的工作,感觉都刚刚好。”

如今,摆在她面前的是各种麻烦和问题。要辅导女儿读书、要换房换车、要担心老人照顾女儿身体是不是会累着。她每天下班回家的时间都花在了女儿身上,周末去朋友家吃个饭,也要掐着时间送女儿去幼升小辅导班。这让她觉得,上班都成了一件可以调节身心的事情。

还有几天时间,陈丽娜就要送女儿孙澄元去参加七宝外国语小学的面试。她没有任何经验,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于篱笆网这样的论坛,以及身边妈妈的说法。陈丽娜的教育观念正在经受挑战。她原本是一个主张快乐教育的人,觉得小朋友应该先养成习惯,培养性格。“但是某一天你突然发现,身边的妈妈都很鸡血的。”

像这样的家长在上海可能有 60 万。2012 年上海当地迎来了一波生育高峰,再加上其他省市来到上海的家长,2018 年上海所有小学至少要接纳 30 万的儿童入学。

从 2011 年开始,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开,以期刺激人们生育,从而解决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问题。尽管如此,二胎政策效应并不如政策制定者预测的那样乐观,随着各种数据的出现,人口也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关心的问题。

每个人口政策的宏大问题背后,都是陈丽娜遇到的诸多小问题,反之亦然。《好奇心日报》希望用一组“人口系列”报道,探讨老年社会,人口畸形结构,城市人口流失等问题。这是第一篇:两个家庭的烦恼。

1、期望

陈丽娜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女儿孙澄元上小学。

上海的幼升小现在就只有面试这唯一一道的关卡。上海市教委还要求各民办小学上报面试题,禁止出现学科类的面试题,否则校长将被问责。

这似乎是个好消息。陈丽娜没有逼着孙澄元去学很多学科知识。虽然也报名了幼升小培训班,碰到不会的题,陈丽娜也会告诉女儿,这是小学一年级的内容,以后就懂了。

反倒是女儿生性拘谨更让陈丽娜发愁。几年前,她让孙澄元参加乐高积木培训课程,别的小朋友活蹦乱跳,就只有自己的女儿紧张得动都不敢动。她怕女儿慢热的性格应付不来面试。

李静的大女儿王静怡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她一定不会认同陈丽娜的想法。正是因为幼升小只剩下了面试这一道关卡,李静觉得这当中就有了可以“操作”的空间。

两年前,王静怡参加上外附小的面试。李静对照网上贴出来的面试题,让女儿复述了一遍她的回答。“我一看,她复述的都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感觉还可以。”但结果,王静怡落榜了。

“你感觉就是一个黑箱,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没有录取。”李静困惑而又怨怒,“幼升小这个阶段的时候,智商方面,现在小孩差异真的不大,不公平的感觉肯定有。”

取消幼升小笔试,面试题也不允许考察学科知识,这些都是上海为学生减负而制定出的政策。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遏制家长们将大量的课程知识灌输给孩子。

事与愿违。家长仍希望孩子能进最好的学校,因此一大批课外培训机构应运而生,包括陈丽娜为孙澄元报名的幼升小培训班,也包括李静为王静怡报名的学而思英语班。

3 月末,教育部要求强化应试教育的机构“该停业的必须停业,该吊销证照的坚决吊销证照”,鼓励“培养学生兴趣、发展学生特长、发展素质教育”的机构。

李静觉得难以理解:“像我们以前都是考试过来的,反而觉得考试可能是最公平的一种方法。杯赛也可能是一条路,小朋友如果这方面学得好的话,可以走这条路。现在把杯赛取消了之后就没有路径。素质教育也要投入更大的精力,而且这种东西就更难去评判,更加不透明了。”

升学的压力之下,要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陈丽娜在得知身边家长的鸡血做法后,开始怀疑自己:“慢慢的,慢慢的,我就会开始改变自己。就觉得,我这样的想法太天真了。”

李静则恰好相反。原本,她对王静怡期望甚高。两万多块钱的早教课程,她毫不犹豫地就买了。“最早上幼儿园觉得自己小孩蛮厉害的,接受能力特别强,会自己识字,还能看故事书。”

进了公办小学,她还幻想,同班同学的家长可能也不会把孩子的学习抓得太严。结果,王静怡在班上也只能排在中等的水平。“班上有几个那种小小学霸,还是蛮厉害的。”

李静感叹,“想想还是算了,感觉考交大、复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家长对小孩子的期望就是慢慢递减的。”现在,她觉得王静怡将来要是能够考上上海大学也不错。

2013 年,七宝外国语小学门外,等待面试的家长和孩子排起了长队 2、素质教育?

无论是陈丽娜还是李静,素质教育、全面发展、兴趣爱好,这些概念都俘获了她们。

陈丽娜不认为孙澄元上了很多辅导班,但从小时候的乐高、到后来的击剑、画图。再加上幼儿园里的钢琴、英文、跆拳道。还没有上小学,孙澄元接触过的才艺项目已经不少了。

李静则毫不避讳:“王静怡很小就上早教,艺术、舞蹈、钢琴、美术,全面开花那种。”不过,上了小学以后,学校课业占据了王静怡大部分时间。课外班也就只留下了两个,英语和钢琴。

女儿学钢琴,李静也觉得困扰。“我也不懂,经常就是坐在她旁边,她弹错了我也没发现。后来钢琴老师说这样不行,我就只能跟着王静怡一起去上课,看老师怎么说,这样回家之后,我才知道她弹得怎么样。”

辅导班成了这些家庭最大的开销。

几年前,陈丽娜的丈夫孙钢通过自己的关系,把女儿送进了“全上海抢破头都想去”的一家幼儿园。托关系还不够,入园以后,他们缴纳了 20000 元的赞助费,而据他们所知,这还属于比较低的档次。

这家幼儿园的日常课程按照兴趣班来设置。钢琴、跆拳道、拼音、英语,这些都要另外收费。“英文 3800,钢琴 5000 块。”因为老师都是收现金,这些数字陈丽娜记得清楚。当然也可以选择不交这些钱,结果就是自家的孩子坐在一边,看着同学们在上课。

陈丽娜和李静都明白,就算是素质教育也不是教育的全部。

有一次,李静的女儿王静怡拿了一瓶指甲油到学校,被班里的另外几个女生拿走偷偷地涂。李静通过其他家长知道了这件事。她有些哭笑不得,想跟女儿聊,但又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和女儿开口。思来想去,她骗女儿说,老师给她打了电话。

这样的教育方式算合适吗?李静自己也说不清楚。至少,她觉得,要是自己能和小孩子多交流一些的话,总比什么都不说要好。

陈丽娜也想帮助孙澄元改善拘谨的性格,但她并不太知道应该怎么办。没有人天生就知道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父母。

3、四口之家意味着什么?

陈丽娜还有一个小女儿孙澄非,暂时不需要那么操心。陈丽娜把 2 岁半的孙澄非带去同事的饭局。同事提醒陈丽娜,有些东西不适合小孩子吃。但陈丽娜并不在意:“没事,照吃就行了。”

李静也觉得,她对于王静怡的照顾要显得更加无微不至。这或许是因为有了经验,所以在照顾小儿子王景天的时候会更加得心应手。

但心态上放松,并不意味着养育成本也相应降低。要维持一个四口之家的运转,与三口之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2010 年以前,两房还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户型,夫妻一个房间、孩子一个房间,刚好满足一个三口之家的基本需求。

孙钢陈丽娜夫妇原本居住的就是一套两房。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多的活动空间,他们将原本的客厅彻底改装,沙发丢掉,中间摆上一张矮桌,两个女儿可以在上面写写画画、玩玩具。

但他们还是觉得紧张。现在女儿还小,一个卧室里放一张上下铺的床,都已显得局促。将来上小学,现在的房子肯定是不够的。陈丽娜和孙钢都觉得四房才是理想的房型。“三房是起码的,如果有时候老人要来,小四房才够用。”

选房子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大女儿要上小学,小女儿要上幼儿园,两个大人各自上班,新房距离都不能太远。再加上还要对原本的房子重新装修,这当中少不得折腾。

最让人困扰的还是房价。从 2003 年房地产改革开始,地方形成了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土地价格越来越高,房价也随之猛涨。2017 年上海房屋全年成交均价比 2016 年上涨了接近 24%。市区中价格最低的普陀区也超过了 80000 元每平方米。按照小四房至少 120 平方米来计算,能够满足陈丽娜和孙钢需求的房子,少说也要 1000 万元。三四百万的房贷,总是免不了的。

李静一家刚换了房没多久。上海的购房政策让整个过程一波三折。先得把原来的房子卖掉,以避免更高的贷款利息和首付比例。重新装修完了,还要空置一阵让污染物散去。这段时间,李静一家只能租房居住。到终于能够安定下来,李静一家花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车也得换。孙钢原本开一辆五座的福特车,陈丽娜和两个女儿坐在后排。如果还要带上家里的老人一起出游,七座的 SUV 才会比较理想。孙钢和陈丽娜提前拍下了一块上海汽车牌照,过去一年上海牌照的平均中标价已经超过了 90000 元。

“一旦你决定要二胎,买房买车就是摆在眼前的事情了。“李静说。

高企的房价,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4、时间,和钱一样紧张

即便这个家庭有足够的财力来应付买房、买车的开支,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对于当下的双职工家庭来说,看护两个孩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陈丽娜出生于 1981 年,父母都是大型国企的职工。在她的记忆中,她的童年是在国企创办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中度过的。1980 年代,上海在条件成熟的企事业单位中开办托儿所、幼儿园,以解决职工育儿的困难。

但随着国企效益下降,“企业办社会”的理念被认为是阻碍国企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后,上海企事业单位陆续关闭托儿所、幼儿园。2016 年,上海目前每年新生儿出生为 25 万左右,而全上海托儿所总数只有 40 所,仅能招收 18 至 36 个月的 6000 多名幼儿。

对于陈丽娜这样的家庭,带小孩的责任自然而然就落到了长辈身上,还需要请保姆。

陈丽娜聘用的保姆早上七点半上班,一周五天。在去陈丽娜夫妇家里的路上,她会先带一些素菜。到了家里,陈丽娜的父母也已经守在家里,看护小女儿孙澄非了。保姆除了和老人一起照顾小孩以外,还要帮着做饭、打扫卫生。

李静的父母和李静住在同一个小区。老人白天负责照顾家中的小儿子王景天。但她担忧老人的身体,不敢让老人太累,万一老人生病了,整个家庭的生活节律也就会随之垮掉。

不久前,一个朋友的经历就让她心有戚戚。“原本他们家里条件很好,她老公是经常被政府领导接见的那种角色。然后,她要生二胎了,她妈妈病倒了。生之前两个月就去世了。之后公公婆婆从外地赶过来,也就是帮着看看孩子,然后小孩子还不到半岁,婆婆也一下子生病了,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现在家里就全靠阿姨了。”

李静觉得这样不行。“家庭的很多生活上,要有老人在会好一些,即使家里请阿姨过来做点事情什么的,但是没有老人帮助照顾一下也不太放心,真的不放心。”

四个老人、两个中年人、两个孩子,这样的家庭结构极其脆弱。对于夹在中间的中年人来说,老人和小孩都是需要他们照顾的对象。而造成这个结果的,正是从 1978 年开始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由于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家庭规模被人为缩减,随着生命周期的推移,正值壮年的夫妻两人要承担 6 个人的赡养和抚养责任。

今年春节,李静带着老人和孩子去日本旅游。也许是玩得太累了,王静怡到了晚上开始发烧。正值流感大流行,网络上流传着一篇名为《流感中的北京中年》的文章。作者是一个中年男人,因为一时大意,没有照顾好老人,导致老人因为流感在一个月内就突然去世。

到了深夜,李静决定叫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医院。由于都住在一起,她还担心老人、小孩也被流感传染。一个晚上,急得焦头烂额。“老人身体不能出什么问题,老人身体要是出事了,那真的就天下大乱了。”

李静羡慕有兄弟姐妹的家庭,无论怎样,都还可以互相帮衬一下。李静说:“而且照顾老人这种事情上面,大家就可以分散一下责任,所以有兄弟姐妹的话,真的会好很多。”

5、个人生活还有吗?

因为有了孩子,一整个家庭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了。现在,孩子们的日程表决定了这个家庭在一天中的运转方式。无论是陈丽娜还是李静,他们都发现,只有把孩子们送进辅导班之后的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中,他们才能稍稍获得一些喘息的机会。

陈丽娜回忆起,以前还只有夫妻两人过日子的时候,下厨做饭是一种乐趣。孙钢厨艺不错,下班回到家,两个人分享四菜一汤。现在,夫妻两人一下班就围绕着小孩子转。“现在就喜欢做个汤啊,里面菜多放一点。要不然太浪费时间了,多出来的时间,我自己休息休息,或者陪陪小孩,做什么不好。”

家务活也变得繁重。陈丽娜抱怨,“家里的洗衣机一刻不停,老人的、小孩的、我们自己的,一天要洗三趟。”洗碗机的出现部分解救了这个家庭,一餐饭下来的十几个锅碗瓢盆,现在扔进洗碗机当中,就能够全部解决。

李静晚上回到家以后,就盯王静怡做作业了。“我坐在边上,她就都能完成。我不在边上,比如说有时候,我把题目勾出来,说你今天下午要把它做完,她就不会去做。而且家里老人喜欢看电影,她就会在旁边晃来晃去。”

她只能待在王静怡的房间里,要么看看手机,要么做做家务。一离开房间,再回来的时候,保准王静怡没有在做作业。

对于这样的生活,李静有时候会觉很恼火。“平时上班工作,然后再加上兼顾小孩子就会觉得很累,就本上没什么自己的时间,我今年想要去健身什么的,我想不行,我不能被家里拖累住了。”

家庭给陈丽娜带来的焦虑感如此强烈,这让她甚至会觉得工作都成了一种调剂身心的方式:“我现在反而更加珍惜上班的机会。”

《少年时代》剧照 6、职业带来的安全感、焦虑感和妥协

陈丽娜供职于一家外资化工企业。近年来,公司强调提高人力资源效率,也就是精简员工。陈丽娜所在的部门已经有员工因此离职。同样供职于化工企业的孙钢,单位效益还算不错,但同样也有裁员计划。

化工行业门槛相对较高,行业变化不大。但对于从事汽车销售工作的李静来说,她很明显地感受到了来自互联网的冲击。

“以前我们造车造出来,然后拿到传统渠道,就是经销商 4S 店去卖。现在也要开始做这种转变了。就像很多年以前,你觉得买个电视机还是个大件,要到店里去看。现在像我们买电视、买电脑都是网上直接下单。也许以后买车真的就这样子了,根本不需要去什么店里。你到网上去选一下,你需要什么配置,自己定制化,然后直接那个订单就进入工厂,他就会有一个自动的东西给你匹配上。“

进入职场多年,李静了解这个社会运转速度有多快。“好多企业,像我们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贝尔、阿尔卡特、GE 这类就算是很好的了,然后现在就也没了,这十来年瞬间就不行了。我做汽车,目前整个企业的发展可能看起来还不错,还比较稳定,但现在整个汽车行业也挺危险的。你看新势力造车,对传统汽车行业冲击还是很大的。”

李静害怕自己会跟不上社会,但“我们可能自己本身能力也没法去改变些东西”。

对于女性而言,她们在职场上还会额外面临性别歧视的问题。女性生育期间,公司仍然要为他们支付相应的社会福利,也会干扰公司内部的员工工作安排,因此许多公司不愿意招收或者提拔女性员工。

陈丽娜大学毕业后没多久就进入了目前这家公司,供职时间超过 10 年。再加上外企对于女性职工权益的保障相对完善,陈丽娜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李静也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她把原因归咎于公司比较有社会责任感,但她也承认在她生育期间,上司职位调动,因此并没有干涉她的生育过程。

然而,隐性的歧视始终存在。

李静在一次升职后,她所在部门的主管说,以后就不要再提拔女员工了,还是把一些男性往管理岗位上放会比较好。“因为我们是做汽车销售。你要出去,他就会觉得女的不太方便。老板有时候为了避嫌,也只会带男秘书出去。”

“女性员工,特别在我们这种传统行业里,肯定要弱一些,男性的发展路线会比女性好。“李静说,“我心态也放平很多。因为我现在工作强度不是特别高,基本上也能平衡家庭和工作。像我的老板,他的女儿从出生到六岁,他一年在家的时间可能就不到 30 天。”

李静习惯了这样的分工。在她自己的家庭中,也是丈夫负责在外挣钱,而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之上。

她能理解,这都是对于女性的歧视,但“也就这样吧”。

7、还有一些无能为力的事情

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上海的空气质量格外糟糕。长期以来,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让环境问题积重难返。短短 3 个月的时间,官方报告了 12 个轻度污染、3 个中度污染、和 3 个重度污染。每到这样的天气,陈丽娜就不敢带孩子出门,生怕他们会被弄得咳嗽连连。

又比如食品安全。2008 年的三鹿奶粉事件,至今都还让家长们胆战心惊。陈丽娜抱怨:“你家里油没了,到楼下超市拎一桶就好了。但是我们这么大国家,奶粉尿布都还要自己屯的。”

飞涨的物价让李静担忧。她说每次出去,买一点水果全家人吃,就一两百块钱没有了。不久前,《经济学人》公布了最新的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榜单,上海在全世界的 130 多个城市中排在了第 21 位。

还有周围人的压力。上小学二年级,李静第一次给王静怡办了一场生日会。她在酒店里租了一个小型宴会厅,请了女儿同班的七八个同学和他们的家长,做一场小型的自助餐。

李静本来并不愿意做这些,“这么小的孩子,就开始操心 social 这方面事情”,让她觉得有点不妥。但上了小学,周围的家长都会给自己的孩子办生日会。礼尚往来的要求,再加上王静怡看着艳羡,李静最终还是妥协了。办一场这样的生日会,大概需要 2000 多块钱。

《小鬼当家》剧照 8、老了……老了!

陈丽娜觉得自己老了。自己生孩子的时间,还是太晚了。

“小朋友一年级还没上,我就 37 岁了,突然觉得我老了。因为你想多陪她一点,你也希望你青春活力一点。以前我从没觉得自己结婚晚,怀孕的时候也没觉得晚,但是生完她,抱到我手里,慢慢她长大了,我就觉得自己太老了。”

晚婚晚育是当下的一个普遍现象,在经济尤为发达的上海,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更快。目前,上海结婚时女性年龄大于 23 周岁的比例接近 95%,而平均初次生育的年龄在 2015 年的时候超过 29 岁。由于受孕时超过 34 岁就是医学意义上的高龄产妇,生育风险大大提高,因此目前上海女性的普遍生育期就被缩短到 6 年。

“即使政策允许,也不会生第三个了。”陈丽娜说,“精力已经完全跟不上了。”

他们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被孩子所占据,以至于他们很少考虑到自己的未来。说起养老问题,陈丽娜和李静都有点茫然。这暂时还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退休还早,再说我们现在不是要延长退休吗?有种说法是,我们要到六十多才能退休。“李静解释。非要让她思考养老问题的话,她只能勉强说出一个,会留在上海。

她可能想不到,上海已经成为全国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2017 年,上海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483.60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33.2%。15 到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负担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抚养系数 2017 年达到了 58.8%,这意味着每 1.6 个劳动力人口就要负担一位老人的生活。

预计到 2050 年,上海老龄化比例将达到 45%。届时,养老金的支付,老人的看护,上海作为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都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要减缓老龄化的速度,为找到老龄化解决方案腾出更多的时间,就需要陈丽娜、李静这样的家庭能够增加生育。然而,前面提到的所有这些升学、教育、房价、看护、职业、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都阻碍了他们的生育意愿。

所有的一切,都与当下的人口问题有关。2017 年,全面放开二胎的第二年,出生人口就比 2016 年有所下滑。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人口问题的担忧。根据全国老龄办的预测,到 2050 年,全国有三分之一人口会在 60 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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